1942年的深冬，淮河之畔，两岸的大雪尚未消融。在战士们列队出发之际，他们纷纷弯腰于雪地之中，寻觅着前一天会议中遗失的烟头——这些黑黄相间的烟蒂，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最大“奢侈”，亦是心灵的慰藉。这一幕，新四军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师长远眺在目，寒风凛冽，却使得他的眉头愈发紧锁。

战局陷入僵持，日军对苏北及皖东地区实施严密封锁，导致物资严重短缺。据数据统计，当时苏中、淮南地区的居民每人每日口粮仅约六百克，棉布则按长度分配。士兵们夜晚栖身于简陋的草庐之中，衣着单薄，在枪林弹雨中维系着精力与士气，唯有在寒风中抽吸劣质喇叭烟聊以自慰。直至树叶与豆叶成为烟丝的替代品，那刺鼻的焦烟味成了许多人关于“香烟”的唯一印象。

张云逸心中清晰，仅凭征缴所得物资有限，而上级的支援又依赖于铁路线能否突破封锁，战士们若能抽上一口好烟，实属奢望。然而，在战时，烟往往被视作“维他命”，一支香烟足以瞬间驱散夜行军的疲惫和战后的焦虑。于是，一句看似玩笑的话语，被他郑重其事地提出：“咱们自己动手，制作香烟！”

起初，二师供给部长胡弼亮对此抱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不过是“空中楼阁”。众所周知，军费开支常常捉襟见肘，一枚炮弹的价值相当于八亩麦田的产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哪里还有资金用于建厂？然而，张云逸早已深思熟虑，他坚信，若能通过自主经营的经济体弥补军费缺口，不仅能够缓解眼前的困境，还能打破敌人的封锁，实现自给自足。

他首先着眼于解决士兵们吸烟的基本需求，随后利用烟叶这一纽带，将根据地与外界市场紧密相连，以此换取盐、布匹、药品以及弹药。

皖东天长县铜城镇迅速映现出一座工厂的轮廓。铜城之所以被选中，并非出于偶然。其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北控瓜洲，南连扬子，水陆交通皆极为便利；社会结构亦颇为复杂，工商业者与盐商汇聚一堂，便于交流且易于保密。淮南军区攻克铜城后，镇上仅剩的一家“群众烟厂”正濒临破产，尽管机器积满灰尘，但设备却依旧齐全。张云逸听闻此事后欣喜若狂，随即派人前往，起初以谦逊的态度请教，不久便提出了“联合经营”的构想——以资金、粮票和安保为条件，换取技术、设备和销售渠道。

黄亚庭，这位资深的店主，最初对于可能被吞并的担忧使他显得犹豫不决，难以放手。那时，新四军自建的工厂已经开始日夜不息地运转，街市上弥漫着“军烟”的雏气，其香气甚至盖过了“神龙”牌。市场的压力传导至工厂的后院，老烟商意识到，个体的小店终究无法抵抗这股汹涌的大潮。“不如，我们共同投资吧？”黄亚庭的这一提议，为“新群烟厂公司”的成立打开了大门。刘蓓华厂长负责生产事务，黄亚庭则担任副职，从此军工与商界正式联姻。

“昨日，一车破旧的木箱被运入，而今日，屋内竟如野马奔腾，充斥着不绝于耳的‘哒哒’声。”这“哒哒”声正是卷烟机快速切丝的韵律。

包装竟成了前进路上的障碍。烟丝虽能自产，但外盒却需精心印刷。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位身着军装、面容朴实的军官步入了厂房，他就是当时淮南军区的参谋长赖传珠。浓烈的烟草气息掩盖了牙疼的痛楚，他幽默地说：“牙疼倒成了件好事，这不正好让我撞上了。”赖参谋长透露，军部刚刚通过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设法弄来了一套小型印刷机，原本用于印刷报纸，他主动提出加班印制烟盒，并推荐了一位擅长绘制骏马的沪上青年木刻家。

在漆黑的夜幕下，油灯的微光摇曳生姿，木刻匠在铅板上精心雕刻出一匹腾空而起的骏马，其线条粗犷中透着锐气。数日之后，首批“飞马”牌香烟顺利出厂。当陈毅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值1942年的金秋时节。他抚摸着烟盒，大声说道：“命名为‘飞马’，寓意马到成功，突破封锁！”这一语定名，使得“飞马”从此成为淮南根据地最璀璨的商品象征。

在短短数月间，生产量实现了飞跃，每日可产出烟叶六百余条。战士们的装备得到了更新，炊事班的锅中弥漫着肉香，粮草储备也出现了富余。“军中有米肉，口袋见钞票”，这在战乱频仍的抗战时期听来宛如神话，然而这一切却实实在在发生了。

“铁军自造，必属真品”。外地客商在进货时，只需在特制的灯光下瞥见这行楷小字，便可以放心，知道自己选购的是正品。

在上海租界，兴起了一种关于“买四爷烟”的说法。“四爷”即张云逸，因其在新四军的排名位居第四。某日，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一位头戴毡帽的货商悄声向摊贩询问：“还有飞马烟吗？”摊贩眼珠一转，答道：“都被老顾客预订了，只剩两条，先到先得。”简短的对话中，透露出这种烟的抢手程度。

烟叶利润不断攀高。至1943年中期，烟厂每月向军方缴纳三十万淮南币，以此所筹资金，足以支撑全军一周的主食储备。淮南军区顺势将“工业化”进程推进至肥皂作坊、铁器锻造厂、布匹织布车间，从而在根据地内形成了“战斗一整天、生产一整天、学习一整天”的三班倒非正式作息制度。战士们既不离枪杆，也不舍犁耙。

张云逸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两句名言：一盒香烟，可换得一把锋利的刺刀；一份辛勤的汗水，能兑换出寸土寸金的河山。战士们心领神会，当吸食“飞马”香烟时，那独有的香气中，夹杂着汗水和铁锈的气息，那是他们点点滴滴汗水浇灌的成果。

张云逸的一生，远不止于烟草的传奇。1908年，他考入黄埔陆军小学；1911年，在黄花岗的激烈血战中，他幸存了下来，成为为数不多的见证者。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已晋升为少将参谋长，却毅然决然地转向了新生的事业。1930年，他率领红七军成功突破广西的重围，在“十万大山”中经历了小规模的长征。1934年，当中央红军进行远征时，尽管他身患重病，仍旧坚定地随队伍翻越了险峻的雪山。他多次陷入险境，却总能逢凶化吉，好运与胆识并驾齐驱，“福将”的美誉因此不胫而走。

1939年，新四军挺进皖南，张云逸相继指挥了天长、盱眙、来安等系列战役。皖东地势险峻，丘陵连绵，他凭借着对水网稻田的深刻了解，巧妙地运用小股部队进行游击作战，将日军引入泥潭之困。皖东民众私下里议论：“张司令布阵如同潮汐，攻势迅猛却悄无声息，撤退时亦不留痕迹。”

皖南事变爆发之后，1941年1月，蒋介石下令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然而，数日之后，毛泽东、朱德、陈毅便发出指令，要求重新组建新四军。到了3月，张云逸与陈毅、刘少奇在盐城齐聚一堂，共同商议了鄂豫皖、苏北、皖东三地的同步反击策略，旨在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部署完成后，他返回黄花塘，目睹满屋散落的烟蒂，内心犹如被炭火炙烤，正是在这一刻，“飞马”的种子悄然萌发。

由香烟贸易筹集的资金，并不仅仅滋养了战火纷飞的沙场。教育、医疗、情报、兵工等领域，这些通常被视为后方的堡垒，也因“飞马”收益的持续注入而焕发出新的生机。淮南军区借此建立了野战医院，购置了显微镜和青霉素；青少年学校也增设了黑板和煤油灯，孩子们首次在留声机中聆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旋律。尽管这些投入并未在财务账簿上显山露水，却为根据地的抵抗力量注入了更加坚韧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飞马”并非闭门自守，新群烟厂在其产品中融入了“统一税票”，并由各抗日政权签署并加盖公章。凡缴纳足额税费者，皆可在边境哨所“互换物资”且免于检查。这种“准官方背书”对商贩极具诱惑力，他们不惜长途跋涉，也要觅得几箱真品。由烟草企业所衍生出的经济联合体，间接巩固了多个根据地间的贸易通道。

1943年11月，正值延安的枯水季节。陈毅同志前往中央参加七大预备会议，他的行囊被装得满满当当，其中便有六条“飞马”香烟。在紧张的会议间隙，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相继抽了两支，烟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皖东泥土的湿润气息和稻谷的清甜。毛泽东微笑着评价道：“这烟，真是劲道十足。”这句朴实的话语，无疑为新群烟厂注入了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战士们需饱食暖衣，还需烟熏火燎。那拾起烟蒂的手，理应紧握钢枪，而非拾取垃圾。”

那四十二元的淮南币，成为后辈们不断探寻的谜团，究竟藏匿于何方。然而，在张云逸将军离世后，其遗物中并未发现这笔钱的踪迹。有人推测，他或许早已将这笔钱转化为无名烈士的抚恤金。留存于世的，仅剩一个泛黄的“飞马”样品盒，盒子表面布满岁月的痕迹，纸张已经泛黄，但依旧能嗅到那淡淡的烘烤香气。

提及抗战时期的新四军，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铁军”的坚毅精神、黄桥战役的辉煌胜利以及车桥战斗的激烈交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一家日均产量达八千条香烟的小型工厂，也曾默默承担起为这支部队输送生命补给的重任。在刀尖上进行的抗战，不仅需要锋利的钢枪，更需要肩头飘散的那缕青烟带来的短暂安宁。“飞马”香烟因此穿越烽火，成为了苏皖地区老兵们心中难以忘怀的回忆。

一场静默的较量：抗战岁月里的“经济逆袭”

八年抗战，不仅是一场军械与战略的较量，更是一场关乎“钞票与粮袋”的持久耐力赛。1939年秋季，华中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拥有兵力约三十余万。据淮南党政机关的统计，仅维持一名战士的日常所需，每月便需粮食一百二十斤、布匹一尺以及火柴五盒，再加上弹药和药品，其成本之高昂不言而喻。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的经济制裁，切断了传统的商业通道，使得根据地陷入了“兵在，钱粮无”的艰难境地。

在上述情境下，自力更生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皖北地区的“翻砂石雷合作社”在一个月内成功制造了五百枚地雷，苏中的“华工织布所”成功解决了灰布供应问题，江北的“启明肥皂坊”则采用土碱和渣油配方生产出替代进口肥皂的产品。与这些蓬勃发展的作坊比肩而立的是，以“飞马”为首的香烟厂也应运而生。

为何烟草备受青睐？首先，它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在淮南地区，优质烟丝的收购价不过七八百淮南币每斤，而加工成香烟后，售价可飙升至三千元以上，其利润远超布匹和肥皂。其次，香烟易于储存和携带，便于在封锁线附近流通。机智的中间商能够用一箱“飞马”香烟交换整袋食盐甚至药品，这在药品匮乏的根据地，无异于救命的稻草。

第三点往往被人忽略：香烟亦充当着“信息传递的媒介”。包装香烟的纸张以及夹带在滤嘴中的隐秘信息，能够悄无声息地送达至后方。情报人员将文字巧妙地书写于水溶性纸张之上，随后将其卷入烟叶之中，即便敌人进行搜身也难以察觉。众多关键战役的情报，正是通过“飞马”这一途径进入租界，再随返乡商人之手带回，为我方破解日伪动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张云逸的“四十二元”仅仅是序幕的一角，而真正推动烟厂蓬勃发展的，乃是根据地内实行的“按劳分红、军民共建”模式。新群烟厂将五分之一的收益分配给商号，剩余部分则用于军费开支。此等安排既消除了商人的疑虑，又使得灰色市场焕发了新的生机。烟厂工人由士兵与民众混合组成，战士们在前线受伤后，可以转至卷烟车间工作；当地的手工艺人凭借其技艺进入工厂，并可携带家属一同享用食堂。在战时，这一政策不仅提供了就业保障，还确保了生活的安定，从而增强了军队与民众之间的凝聚力。

仅“飞马”这一品牌的仿制品数量，便足以装满三节火车车厢。对外而言，这构成了威胁；然而，对内部而言，这却从侧面彰显了品牌的影响力。

1944年春季，淮南地区遭遇了一场百年罕见的洪水灾害，致使众多稻田被淹，粮食价格骤然攀升。面对这一严峻挑战，烟厂毅然决定增产，即便是在风雨交加的恶劣环境中，也依靠民船运送烟叶，成功抵御了经济压力。根据淮南军区后勤处的台账记录，当年“飞马”品牌的总销售额逆势增长，涨幅达到二成，有力地弥补了军粮缺口达百分之十八。在这场无声的战斗中，经济防线并未被击溃。

抗战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和谈终告破裂。新群烟厂随即紧急南迁至渣滓涧幽深之地，以石灰水泥封堵门扉，作为防御之用。卷烟机亦被拆卸装箱，由交通员分批背负，跋涉至大别山区。至1947年，解放军的“中华事业公司”在豫皖苏边区重新组建了生产线，那些略显陈旧的设备在重启后再次运转，推出了全新包装的“飞马二型”香烟。

这段波折的历程彰显，一支微不足道的香烟中所蕴藏的力量，常常超越了战壕与子弹所能及的想象。先是张云逸将四十二元变成了点燃希望的火种，继之，成千上万名默默无闻的工人与商贩用他们的双手共同撑起了希望。飞马奔腾之处，不仅仅是淮河平原的广阔，更是战争经济中断裂的山川。那缕缕香烟的白雾，曾在漫长的黑夜中为抗战的烽火增添了一抹微弱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