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当全面抗战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日军的飞机遮天蔽日，而中国军队的空中力量，却面临着一个令人心痛的现实。最高统帅在庐山焦急地询问空军司令周至柔，能有多少飞机可以升空迎敌？

答案是数百架，甚至有说法仅为305架。这个数字，与此前数年间全国民众倾囊相助、捐款所能购买的1300余架先进战机相比，赫然存在着千架之巨的惊人缺口。

这一巨大的落差，不仅预示了此后中国空军将士浴血长空的悲壮命运，更揭示了在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内部深层的问题，以及最终影响中国命运的历史走向。

百姓倾囊，巨款何踪？

回溯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行径彻底唤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全国上下自发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航空救国”募捐热潮。

彼时，仅第一次大规模募捐，民间就汇聚了超过100亿法币的巨款，这笔钱在当时足以购买200架先进飞机。每一百法币，就能买到一头耕牛，足见这笔捐款的分量。

到了1936年，恰逢蒋介石先生的五十寿诞，民间再次发起募捐，又筹得6550万大洋，折合350万美金，足够再添置100多架战机。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捐款，加上吴蕴初、吴文虎、常香玉、陈嘉庚等爱国人士直接捐献的几十架飞机，以及南京政府拨出的高于民间捐款两倍的购机经费，理论上足以让国军拥有至少1300余架新型作战飞机。

然而，这些凝聚着万千民众血汗和希望的巨款，在流转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猫腻”。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杜月笙，曾协助发行“航空券”，推动募捐。

但很快，他便将具体操作交给了其“好兄弟”金廷荪。金廷荪此后耗费30多万美金，在上海为杜月笙建造了一座奢华的花园别墅，这笔开支与“航空救国”款项的关联，令人深思。

夫人掌舵，钱入私囊？

当时间指针指向1937年7月，战火已迫在眉睫。蒋介石在庐山紧急召见空军司令周至柔，询问空军究竟有多少架可用飞机。周至柔的汇报，只有数百架，与预期相差甚远。

周至柔作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一手提拔的将领，在汇报中委婉地暗示，巨额购机款项的去向，可能与夫人宋美龄有着密切关联。因为早在此前，蒋介石就已亲手将购机重任，交给了时任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主任、国军中将军衔的宋美龄。

面对这笔巨额款项，宋美龄身边有人提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建议：飞机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不如暂时将钱存起来生息，等到战争真正爆发时再购买最新型号的战机。

这个借口，在日后被证明是多么荒谬。宋美龄随即指派她的外甥女，也就是孔令伟（人称孔二小姐），将这笔本应用于国家空军建设的“救命钱”，存入宋家人在海外的私人银行账户，任其生息。

空战悲歌，英雄浴血

当全面抗战于1937年8月在上海打响，中国空军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日军拥有2200架作战飞机，并且每年还能生产1500架。而中国空军，在账面上的数百架飞机中，真正能正常升空的仅有296架，更没有生产能力，也缺乏配件补给。

更糟糕的是，随着战事的推进，日寇迅速封锁了中国对外通道，切断了本就艰难的飞机进口途径。中国空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硬撼日军的钢铁洪流。

自8月14日中国空军首次空战至9月底淞沪战役后期，南京方面能够作战的飞机，竟只剩下区区24架，另有140架分散在华南、华北等地协防。

10月，在一次对日军据点的轰炸任务中，仅仅因为引导灯光微弱，5架轰炸机便在返航时因失误而坠毁，足见当时条件之艰苦。淞沪战役后期，江浙的天空几乎已见不到中国空军的身影。

即便如此，在1937年8月至10月期间，中国空军仍以99架飞机损失的代价，击毁了98架日机，并击伤击沉敌舰船41艘。高志航、乐以琴、陈怀民等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空军英雄，前仆后继，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悲壮的史诗。

而日本侵略者，则沉浸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爽赢”的路径依赖中。他们狂热地相信所谓的“人种优势论”，无知无畏，完全低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早已觉醒的中国人民，最终在旷日持久的抗战中，走向了彻底的失败。

历史回响，民心所向

抗战胜利后，杜月笙曾将其金廷荪为其建造的花园别墅，以60万美金的高价转售给美国新闻处。这笔交易，进一步映证了当初资金流向的复杂性。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公开指责，蒋介石集团窃取了高达7.5亿美金的美国援助款项，并将其投资于海外房地产。这与抗战时期购机款项的挪用，形成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图景。

正是这种上层权力集团的贪婪和腐败，使得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仅仅三年，便迅速失去了民心，最终败退台湾，被历史所淘汰。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由表面的军事力量对比或一厢情愿的商人思维决定，而是由深藏在民心中的力量所塑造。

笔者以为

“少了一千架飞机”的惨痛事实，不仅是中国空军在抗战初期苦战的直接原因，更是国民政府在民族危难关头，因内部腐败而失去民心、最终溃败的缩影。当国家危难之际，民众倾囊相助，上层却贪婪自肥，如此行径，必将自食恶果。历史的选择，绝非掷硬币看运气，而是由老百姓的向背所决定。铭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那些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的牺牲者，更是为了警醒后人：国家兴衰，匹夫有责，但更需清明政治与民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