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1年2月2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书记处关于新时局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的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

这是在1941年初那个波诡云谲、寒气逼人的冬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发出的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是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刺破迷雾、指引方向的战略明灯。

1941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纳粹德国席卷欧洲，兵锋正盛，极大地鼓舞了其在东方的盟友——日本。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处于最低潮的时期，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异常孤立和艰难。

在国内，我党我军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皖南事变就是最直接、最血腥的导火索。就在毛主席这封电报发出前不到一个月，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8万余人的伏击。血战七昼夜后，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牺牲、被俘或失散。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政府悍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此举无异于撕毁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是赤裸裸的背叛。一时间，枪口似乎要从对外转向对内，全国笼罩在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恐怖阴影之中。许多爱国人士和普通百姓悲愤交加，感到抗战前途一片黑暗。

面对战友惨遭屠戮的噩耗，延安和各根据地的广大指战员群情激愤，“复仇”的呼声非常高。一部分同志被怒火冲昏头脑，主张“硬碰硬”，与国民党彻底决裂，进行军事报复。如果按照这种情绪行事，正好落入蒋介石的陷阱：他就是要逼共产党动手，从而将“破坏抗战”的罪名扣过来，为其彻底剿共提供借口。

正是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一步踏错就可能满盘皆输的历史关头，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做出了最冷静、最清醒、最富有战略远见的决断。

1941年1月19日、20日及30日，他连续致电各地负责同志，深刻分析时局，并作出了极具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的指示。一是政治上取猛烈攻势。他指出，必须在政治上坚决反击，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动员舆论，争取国内外同情。为此，周恩来在重庆愤慨斥责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二是军事上暂时取守势。基于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判断，党中央判断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以避免全面内战爆发，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但这绝非消极退让，而是“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

同时策略上展现灵活姿态，要求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指示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这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既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党中央的底线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这封电报在根据新情况作出新指示的同时，提出了向国民党当局提严正交涉的十二条要求。这十二条就像十二把道德的利剑，让蒋介石在政治上极为被动，哑口无言。

毛主席连续的几封电报指示得到了坚决贯彻执行，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效果。周恩来在重庆愤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见诸报端。我党的抗议和控诉通过各种渠道传遍海内外。全国民众、民主党派、海外侨胞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苏联驻华大使提出质问，美国也开始表示关切。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从“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狼狈不堪。

由于我党极度的克制和精准的反击，蒋介石找不到任何借口发动全面内战。他的反共高潮在政治上彻底失败，不得不从进攻转为防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最危险的时刻得以保全，中国没有陷入分裂内战的深渊，这为最终坚持到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此次事件，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展现了顾全大局的民族气节、高超的政治斗争智慧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的狭隘、自私和野蛮。无数中间派和民众从此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延安，我党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

中央于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部队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使国民党消灭新四军的图谋彻底破产。

电报图片来自中央档案馆。内容如下：

周董（重庆），廖潘（香港），刘晓（上海），潭秋（迪化），胡陈，先念，云逸，雪枫，朱瑞，罗陈，黎罗，彭左，刘邓，任穷，聂彭，吕程，贺关，萧克，高萧（抄送）：

（一）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信阳一路为敌之主力，连日向北急进，正与汤恩伯主力激战中，已占领泌阳、舞阳、西平、上蔡各县，叶县电讯已不通，卫立煌仓卒赴叶县督师，洛阳政府机关向卢氏迁移。同时宿县之敌渡过淮河占领蒙城、涡阳，正与何柱国、李仙洲激战中。开封之敌，亦有由尉氏南下讯。潼关一带之中央军星夜向前线增援，敌另在荆当一带作小出击，牵制川军、西北军不能北援。

（二）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成立、日美矛盾激化、英美苏三国助华之后，即兴高采烈，轻视日本，集中其精力拼命反共。乃蒋介石一手造成国共裂痕之后（皖南事变解决新四军，一月十七日下令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后），敌即于一月下旬发动大举进攻，蒋介石反共结果已如此明显。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强调地提出我党中央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只有蒋介石立即悔祸，实行我党中央所提办法，才能使已被蒋介石开始破裂了的国内团结重新恢复，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

（三）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最后派遣叶剑英同志回延商洽，今日已从重庆起飞，明日可到，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各地应将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广为传播，使社会各界人人知道，造成有利于解决的社会舆论，是为至要。

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蒋介石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央书记处 东（剑英已于二月二日上午抵延）

电报所提诸人分别为：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潘汉年，陈潭秋，刘少奇、陈毅，李先念，张云逸，彭雪枫，罗荣桓、陈光，黎玉、罗舜初，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贺龙、关向应，高岗、萧劲光。

电报起草于1日，2日发出。因此，才有“今日已从重庆起飞，明日可到”和落款“剑英已于二月二日上午抵延”等表述。